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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25日深夜十点钟，一个叫爱丽卡·曼的女人快步走出苏黎世火车站，在路边叫了一辆马车，塞给车夫几个瑞士法郎，轻声交待几句后钻进车里，马车离开车站，很快消失在漫天大雪里。半个小时后，爱丽卡来到苏黎世的奥迪昂（Odeon）咖啡馆，登上二楼，把大衣交给侍者，推开倒数第二个包厢，闪身进去。她父亲托马斯·曼放下烟斗，站起身来急促地问：“找到没有？”爱丽卡不说话，把一个大纸袋递给父亲后，疲惫的坐在沙发上。
早在1932年秋天，托马斯·曼，这位继歌德之后德国的大文豪、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已经进入戈培尔的黑名单，他在女儿的帮助下利用到欧洲巡回演讲的机会逃离德国，来到瑞士，每天都在女儿的陪伴下到奥迪昂咖啡馆写作。
一天前，爱丽卡离开苏黎世，潜回德国慕尼黑，冒着被纳粹分子逮捕的危险，从波辛格大街的寓所取回托马斯·曼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第二部《年轻的约瑟夫》的手稿。她的勇敢行为感动了奥迪昂的所有顾客，进而传遍苏黎世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1955年托马斯·曼去世后，这部手稿一度在奥迪昂咖啡馆的大厅展出，他喜欢的倒数第二间包房被挂上一个铜制铭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1933年2月至7月在此写作。”
在欧洲咖啡馆的历史上，奥迪昂（Odeon）具有难以逾越的影响力。事实上，托马斯·曼既不是第一个光顾奥迪昂的名流，也不是唯一的顶级顾客。对于始终保持中立立场的瑞士来说，苏黎世的这座咖啡馆从开业的那天起，就注定吸引全球的风云人物，在它61年的时光里，世界名流在这里意酬志满、避难政客在这里愁肠千回，更有数不清的虔诚“咖啡客”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慕名前来，只为了默默品尝100瑞士法郎一杯的顶级咖啡。事实上，在苏黎世的城市档案中，奥迪昂咖啡馆的出现简直就像一个“预谋已久的阴谋”。
1911年7月1日，《苏黎世日报》一个不起眼的版面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有一家咖啡馆将在美景广场开业，时间是浪漫的黄昏六点钟。“咖啡馆如同大城市怀抱中充满掌声和新奇目光的小镇”，阿佛瑞德波加（Afred Polgar）说，那一年，正是咖啡行业突飞猛进的时代，苏黎世已经先后开张了600多家咖啡馆，多一家少一家早就无所谓。所以，这条广告不得不加上诱人的几句话：“我们特为顾客添置了十张纽湖森牌台球桌、两张同一牌子的司诺克，向顾客供应从德国运来的慕尼黑狮牌、恺撒奎尔两种品牌的啤酒”。
那个年代，慕尼黑是世界上唯一酿造纯正黑啤酒的地方，而最吸引人的是“我们在地下室特意辟出糕饼店”。要知道，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里，咖啡馆公开声称拥有糕饼店是需要绝对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咖啡馆的定位专门面向上流阶级——哪个普通市民舍得花18瑞士法郎买一块50克的烘焙蛋糕放进嘴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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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光顾奥迪昂的顶级顾客是芮梵陀（Reventlow），这位巴伐利亚王朝的末代女伯爵，在路德维希二世去世后即逃离慕尼黑，隐姓埋名在苏黎世过着流亡贵族的奢华日子。她在慕尼黑、苏黎世都有惊人的房产，瑞士玛吉奥拉湖畔的阿斯康纳小城里也有一栋临湖别墅，当然，她只在夏天才去那里消暑。如果整个夏天在奥迪昂见不到这位女伯爵，而秋风吹起山毛榉的时候，伯爵带着一身古铜色的肤色回到苏黎世，那她八成是和情人到阿斯康纳游泳去了。
没有特殊情况，每天下午3点钟，漂亮、高贵的“慕尼黑波希米亚女王”芮梵陀总是准时出现在奥迪昂，她把时髦的自行车扔给仆人，兀自走上二楼包下的房间，边喝咖啡边翻译法文小说交给《苏黎世日报》发表。稿费？当然交给奥迪昂的首任老板约瑟夫·舒登哈马（Josef Schottenhaml），存在个人帐户上。稿费快要喝完的时候，约瑟夫会写一个拇指宽的条子，让侍者送给女伯爵，可是每次还没等伯爵开支票，新的稿费又到了。其实，芮梵陀并没有觉出奥迪昂比其他咖啡馆好多少，这位没落贵族只是喜欢这里的大理石墙面和水晶吊灯，还有正宗的哥特式外观——哥特式建筑的根源来自日耳曼，那是伯爵魂牵梦绕的故乡。
奥迪昂还有一位靠稿费喝咖啡的顾客。1913年那个多雨的春天，一位年轻人翻越阿尔卑斯山，从意大利来到苏黎世，他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散布在瑞士的意大利劳工争取民主和富裕。他的每一次演讲都会为他带来500瑞士法郎的稿费，五月一日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讲煽动了成千上万名社会主义者高呼他的名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的演讲稿就是在奥迪昂二楼靠窗的三号桌上写成，写完草稿后，他要轻声朗读一遍，“他总是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那些劳工们演讲，他说这样他们才能听得懂所要表达的想法。”
在奥迪昂的营业时间里，二楼三号桌似乎从来没有空闲过。这张临窗的圆桌是咖啡馆里位置最佳的“热桌”，从这里可以看到遥远的苏黎世湖，天气晴朗的日子，湖上的碧波白帆似乎可以映照到咖啡杯上；打开窗子，就能听见利马河凛冽的流水声，难怪1912年秋天阿尔波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对这里情有独钟，“他简直就是赖在三号桌，偏着硕大的头颅观察窗外，直到咖啡放冷”。
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他“赖在”奥迪昂的那段日子，正在苏黎世专利局担任三等工程师，即将到波恩大学任教。他每年的薪金是四千五百法郎，对这位习惯失业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他每次前来，点完一杯咖啡之外，总要一块价值10法郎的小点心。“他眼睛看着远处的湖水，点心渣落在衬衣上，如果不提醒他，他会把它们带到大街上——也许他在酝酿‘相对论’，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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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离开苏黎世之后不久，以精美糕点著称的奥迪昂变得热闹不堪，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把这里充塞得满满当当，大家都在关心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奥匈帝国的王储王妃被南斯拉夫人炸死，奥匈帝国会对塞尔维亚出兵吗？什么时候打响第一枪？
1914年8月1日，德国突然向俄国宣战，只隔了一天，又给法国送去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整个欧洲迅速硝烟弥漫，奥迪昂的客人纷纷逃离这个德意志的邻国，反正他们有的是钱。
面对日渐空虚的咖啡馆和四面燃烧的战火，老板约瑟夫急着撤离苏黎世，他把奥迪昂盘给了他的同乡、同样来自慕尼黑的佛瑞兹·塔尔豪瑟（Fritz Thalhauser）。
佛瑞兹是一个刻板且精明的德国商人，在此之前他靠给奥迪昂送咖啡豆为生，他的原料采集网络遍布南美和地中海沿岸。他老婆问他为什么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去经营奥迪昂，叼着烟斗的巴伐利亚人慢悠悠的说：“奥迪昂散发着一股怀旧的气息，那正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味道。”
不过，佛瑞兹一家人接手咖啡馆时，大厅里只有一位客人，正在吧台上读报纸，他面前摆着法文、波兰文和德文三种日报，这让佛瑞兹很吃惊。他小心而谨慎的称赞客人的语言能力，客人谦虚地说：“我还懂英语和葡萄牙语，当然俄语也会说——那是我的母语。”
很快，托洛茨基（Trotzki）的名字传遍了苏黎世，大家甚至知道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火车站大街的一个小旅馆里。托洛茨基因为反抗沙皇统治离开他的祖国俄罗斯，到维也纳寻求政治避难，随着战争的爆发，避难地成为危险地，他只好拖家携口来到苏黎世，他在奥迪昂写下《战争与国际社会》，成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理论，“十月革命”以后，他成为苏联最权威的理论家。
大战期间，奥迪昂最有钱的顾客当属医生兼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这位小个子作家的本行是医生，但是却以小说和戏剧闻名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经出版了数不清的作品、上演了数不清的剧本。
他来到奥迪昂是在1915年冬天，进门就填写支票，结结巴巴的要求包下一间最好的包房，请求配备专门的侍者负责咖啡蒸馏。老板压根想不到一个结巴竟会是大名鼎鼎的毛姆，更想象不出他的著作和剧本已经为他赚进了五百万英镑——相当于一千多万马克。这样的顶级顾客当然有资格享受顶级服务，二楼因此增加一名漂亮女孩子特意为他煮咖啡。
不过，毛姆先生不是到奥迪昂写作的，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员，大战刚开始他就加入了英国间谍机构，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要为我的国家做些事情，而这个部门无疑为我提供了机会。”他进一步写道：“我学会误导跟踪我的人，和情报员在难以想象的地方用充满机密的方式交谈，以神秘的方式将消息传递下去，将报告带出边界。”但是很不幸，没多久毛姆因病回国。他走之后，许多知名作家先后来到苏黎世，他们没有毛姆那样为国服务的情怀，只是来此躲避战乱，光临奥迪昂的客人名单可以开列长长一串：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里昂哈特·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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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深入，物资供应越来越贫乏。奥迪昂的糕点房不得不关闭，这让习惯每天下午享受蛋糕甜香的顾客们非常失望。不久，咖啡豆成为紧俏原料，战火隔绝了产地和苏黎世的通道，老板佛瑞兹只能依靠茶水招待客人。有钱人越来越少了，即使他们有钱，也都被冻结在银行里，或者留在他们的国家里，或者埋在乡下院子的某个角落等待战争结束才能挖掘出来。为了维持生意，佛瑞兹按照级别，给红茶定下的价钱是10法郎、5法郎、1法郎，最便宜的四毛钱——不配茶碟。即使这样，奥迪昂的一位客人依然消费不起，他也是俄国人，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Wladimir Iljiysch Uljanow），后来知道这个秃顶、留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是列宁。
在列宁长达十年的欧洲流亡生活中，有四年住在瑞士，1916年前后，他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住在苏黎世城的镜巷十四号，租住一位补鞋匠的狭小房间。来自俄国的经费总是不能按时交到列宁手里，但这不影响他在苏黎世的革命活动，他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奥迪昂，只要一杯红茶，有时候也要一杯咖啡——那样的机会少得可怜。
列宁在奥迪昂结识了许多社会主义者，他们都在观望马克思的理论什么时候变成现实，游荡在欧洲大陆的乌托邦通过什么方式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家园。列宁没有让他们失望，他在奥迪昂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2年7月1日，许许多多的知名人物造访奥迪昂。《凯旋门》作者雷马克来过，这个忧伤的客人经常独自叹息；《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也来过，他是个病人，总是在这里吃午饭，黄昏时分离开奥迪昂，然后徒步走到利马河与希尔河的交汇处拍照，《费尼根的苏醒》写成于奥迪昂二楼的某个房间；1949年复活节前夕，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总裁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ordhoff）带着一沓图纸坐在奥迪昂的大厅里，喝掉四杯咖啡、吃掉三块蛋糕，经过两个小时的甄别，最后敲定了大众甲壳虫车型。后来，这种“上等人的汽车”在全球共卖出了2000万辆，目前仍然保持汽车业界的销售奇迹。
1955年以后，奥迪昂逐渐堕落，成为“达达主义”和先锋艺术家的活动场所，色情舞蹈、同性party、Bunker聚会以及毒品交易把这个上流阶层的怀旧天堂彻底毁掉。奥迪昂兴旺的年代，拥有两百二十个位子，其中一百四十个布置在一楼，二楼除了拐角临窗的三张圆桌，其余全部是包房。一楼有八位侍者，一名领班，三位负责自助餐的厨师，三名专职咖啡研磨及蒸煮的女工；二楼配有五位侍者，一名领班，还有一名专门负责挂衣物的小妹。
1972年7月1日奥迪昂关闭之后，这里所有的一切——红色大理石的装修、豪华的水晶吊灯、油漆剥落的奶白色橡木大门、以及走上去发出空洞回音的栗子木楼梯，只能是苏黎世老城的午夜梦回了。许多人怀念这里可以看到湖水和河流的窗子，怀念专门为中产阶级开设的糕点房，怀念那些撞球下袋的悠闲时光，“虽然到处都在卖咖啡，但唯独奥迪昂可以成为论坛、成为驿站、成为紧急情况下的避难所和落魄者整理思维的憩园。”吉奥斯·提勒多曼（Kiaos Thieledohrmann）一往情深地说。
——摘自《左岸沧桑，右岸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