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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3月18日早晨，16岁的文科中学学生施尼兹勒正准备上学，他父亲声色俱厉地把他叫住，举着一个红色封面的日记本大发雷霆。35年后，已经是奥地利最负盛名也最具争议性剧作家的施尼兹勒在自传里回顾那个3月清晨时说：“一本日记被发现了，当然是最新的那本——提及艾米莉（Emilie）的。然后被父亲狠狠修理一通。”艾米莉是施尼兹勒最初的相好，也是第一个与之做爱的女人，在日记里，“年轻的施尼兹勒鬼鬼祟祟而不谨慎地剖白了他一些早熟的性探索——但女主角不只是艾米莉一个。”
其实，这并不是施尼兹勒少年时代的隐私第一次被侵犯，稍后不久，在一次学校搜查考场时，施尼兹勒带在身上的一本新日记又成为老师的战利品，里面很长一部分“刺激性段落写的正是他最新的情史”，虽然老师看的“满脸绯红”，看过之后，却显得异常宽容大量，没有报告家长。尽管如此，施尼兹勒还是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私密被人得知——“老师也不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许多年后，奥地利现代文学史上这样定义这位两次被侵犯私密的少年：阿图尔·施尼兹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知名的喉科医生，病理学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代表作品《轮舞》、《古斯特少尉》、《帕拉切尔苏斯》等等，是欧洲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典型代表人物。
事实上，施尼兹勒早年的日记并没有全部保留下来，比如，被他父亲没收的那本就再也没有回到他上锁的抽屉里，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并开始了长达7年的反叛青春期，直到他突然有一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伏在父亲肩头痛哭，答应继承约翰·施尼兹勒的诊所，才结束了父子之间的敌对状态。美国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在阅读过施尼兹勒存留的所有日记后不无感慨地说：“施尼兹勒的日记处处透着富贵气息，他有一个人的房间，专用的书桌；他念的是只有少数维也纳家庭才负担得起的文科中学；他父亲有一间配备齐全的诊室。此外还有舒适的家居环境、昂贵的音乐课，以及在背景处走来走去的佣仆。”
不过，作为世纪交接之际的布尔乔亚，施尼兹勒没有自囿于富裕、有教养的家庭。作为医生，他的职业就是接触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自古以来穷人就是看不起病的；作为作家，他有机会接触到“出版商、记者、小说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男演员——女演员更是不在话下”。当然，最主要的一条，作为单身汉，维也纳布尔乔亚的单身贵族，他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泡在他喜欢的格林斯德咖啡馆（Griensteidl），和沙龙里的一众朋友，诸如比尔·霍夫曼、扎尔滕、霍夫曼斯塔尔等人谈论比他们稍早一些的易卜生、肖伯纳和斯特林堡，也谈论和他们同时代的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托马斯·曼，当然，最能引起他们兴趣的话题还是女人。事实上，施尼兹勒天生就是猎艳高手，他的目光永远炯炯有神地锁定维也纳城区的布尔乔亚或小布尔乔亚女人。
1887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施尼兹勒的几个朋友都没有出现在格林斯德的高脚椅上。秋天了，维也纳的天气时好时坏，绵绵秋雨像一场场恼人的幽梦，挥之不去，拂过还来。施尼兹勒百无聊赖，顶着霏霏细雨走到多瑙河边，幽暗的铁桥上一个女孩子漫不经心地从对面走来，短可及膝的黑色裙子、过耳的棕色头发，以及毫不在乎的神态，正是施尼兹勒喜欢的类型。几分钟后，他们已经坐在格林斯德咖啡馆灯芯绒面的椅子上，侍者沃特森面带谦恭地服侍他们点餐，这个妩媚年轻的女子自称珍奈特（Jeanettl），而她真名叫安娜，维也纳工厂里的刺绣女工，每周在绣花厂工作5天，“在来自中国的丝绸上绣出适合欧洲人审美观念的图案”。一个刺绣女工与布尔乔亚的初次相见，除了小心谨慎和无地自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语言来形容那种窘态了，也正是这种窘态，反而衬托出安娜异于上流阶层女人既腼腆又自卑的味道，这给施尼兹勒带来前所未有的感觉——在她面前可以更加突出自己的成就感。两天后，安娜离开工厂，成为施尼兹勒的情妇。
施尼兹勒日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记录他和情人做爱次数。1888年的8月，施尼兹勒去柏林参加一场戏剧沙龙，回来后的当晚，不顾旅途劳顿，与安娜做爱多达五次，且“渐次引入高潮”。第二天是两次，第三天四次，到8月31号结算，日记里清楚记载了他们认识11个月以来总共云雨326次。到1889年11月份两人分手，诞生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做爱次数——583次。多年以后，施尼兹勒对做爱的偏执和疯狂一直让后世的研究者头疼不已。事实上，站在单纯的性爱心理学角度分析，施尼兹勒属于“爱情忧郁症”患者，“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高潮次数的做法，透露出他急于要证明些什么，让人忍不住要揣测，他那么喜欢炫耀自己的男性雄风，是为了把同性恋的性倾向压抑下去。” 彼得·盖伊分析道。
彼得·盖伊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处在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年代，相当一部分布尔乔亚迷恋同性恋。自从1869年匈牙利医生本戈特创造出“同性恋”这个词语，许多欧洲的布尔乔亚立即趋之若鹜，就像久远的中国古代，帝王贵胄们过够了正常男女生活，改换娈童一样，上流社会形成同性爱恋的风气。1886年，冯·克拉夫特·埃兵（Von Krafft-Ebing）的《性精神变态》一经出版，原本想以此来压制同性恋的目的迅速被颠覆，反而成为同性恋的指南大全。紧接着，佛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和西蒙兹（Addington Symonds）的《希腊伦理学的一个问题》越发推波助澜，终于掀起同性恋的轩然大波，让整个欧美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走向忧心忡忡。但是，西蒙兹在阐述“男性间的爱是一种强力而阳刚的感情，不掺杂一丝脂粉气”之后，在写给他女儿的信里却轻蔑地说：“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类生活，就是不当布尔乔亚！”这话听起来有些拗口，通俗表达就是：很大一部分持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最好的一部分”上流人士，鄙视被人看作布尔乔亚。
作为一个医生，自觉远离同性恋，给施尼兹勒带来很好的声誉和生意，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生意好了，自然收入会增多，他的布尔乔亚也就越来越精准到位，他身边的女人也就越来越多。就在普鲁士按照法律把最后一批500名同性恋者送进监狱的1889年夏天，施尼兹勒和他以前的一个女病人打得火热，这也直接导致安娜的离去。
女病人的名字是玛丽·格绿茉（Marie Glumer），一个面貌姣好的演员，施尼兹勒简称她为玛姬。玛姬的重新回归始终是施尼兹勒心头的难言之痛，他既对玛姬有着异于他人的情爱，又对安娜的离去刻骨铭心。秋天里，他和玛姬在一片森林里幽会欢愉，高潮过后，施尼兹勒突然抑制不住失声痛哭，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又怨、又叫、又哭，因为那些思绪再次攻击我！”这种令他难以遏制的“思绪”里最大成分是男人内心对女人永恒的占有欲望——“我一旦想到别的男人也曾经像我一样听到过她做爱时的呻吟，想到其他男人分享过她的美好”，施尼兹勒就被“无比恶心的感觉”深深攫住，忍无可忍。
随着时光的慢慢流逝，安娜渐渐走出施尼兹勒的情感世界，但是刺绣女工留在他心田的刺激却转换成另一种心疾——施尼兹勒开始自我折磨；他先是设想安娜已经找到新的情人，两人在柔软的长沙发上缠绵，安娜娇喘吁吁，酮体“渗出迷人的汗珠”，而施尼兹勒只能透过门镜看到一幅反方向的做爱图。后来，发展到逼迫自己的情妇把她们从前的性史说出来，以满足他的私窥欲望，从而达到折磨自己的目的。他每次寻找情妇时，都带着虔诚的信念决心找到一位处女，当媾和之夜发现对方不是处女时，则痛苦万状。对处女的焦虑已经掩盖了持久的性欲，明知愿做情妇的女人早已成为“妇人”，固执的处女情节偏偏在心中排山倒海。爱欲这种行为真的很伤人，就像未卜先知一样，1893年3月，施尼兹勒连续接到几封匿名信，言之凿凿的描述玛姬在一次旅行中，和另外一个男人睡在一间卧铺车厢里，施尼兹勒的渴望终于来了。他把德语里面所有的脏话都骂给玛姬听，骂她是妓女，是叛徒，是“太阳底下最低级的生物”——“恶心、恶心、恶心！你侮辱了我，比任何侮辱过我的男人都犹过之！”可当他清醒之后，他又呢喃着劝自己：“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施尼兹勒这种典型布尔乔亚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的验证方式在他早期的话剧《谎言》中显露无遗。男主角菲尔多是个自以为是的布尔乔亚，他自己在花天酒地的同时却要求意中人一定纯洁、纯情，女主角范妮爱他，把自己曾经有过两个男人的经历如实告诉他，却招来菲尔多破口大骂：“黏附在你身上的羞耻是擦不掉的！”最后，范妮离开菲尔多，也离开维也纳前往俄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尽管施尼兹勒竭力掩盖菲尔多的懦弱和虚伪，维也纳的观众还是眼明心亮的看出剧作家双重矛盾心态在剧情中的反映。
1894年7月，23岁的美丽女子玛丽·莱恩哈德来找施尼兹勒就诊。她是施尼兹勒命中注定的天使，以至于医术老到的施尼兹勒从见到她的刹那就“呼吸急促”起来。因为玛丽·莱恩哈德长得太像玛丽·格绿茉了，施尼兹勒因此称其为玛姬二。事实上，施尼兹勒的举动一反常态，他一改对女人穷追猛打的恶习，从夏到秋始终小心谨慎地设计前进的每一步。10月份，施尼兹勒在日记里写道：“迄今为止我还不敢对她做任何事。”差不多快到11月的时候，施尼兹勒才勉强索得一个并不十分情愿的吻——“她处女的红唇简直粘住了我的灵魂”！1895年3月13日，玛姬二才躺到施尼兹勒的床上。虽然得到了这个女人，但是施尼兹勒却一点也不开心。因为进入她身体的过程显得“毫不费力”，施尼兹勒怀疑她不是处女。他在玛姬二的耳朵边絮絮叨叨的反复询问自己是不是她第一个男人，得到肯定答复后，施尼兹勒的自我折磨情绪才略有好转，但是他内心深处根本就不相信。无论怎样，施尼兹勒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个爱与欲的春天，在4月14日的日记里他很满足：“我们一起用餐，并在情与欲两方面爱着彼此。”
这一爱就是五年。
五年的爱情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人生情感的一小部分时光，可是对于施尼兹勒这样玩世不恭的布尔乔亚来说，却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虽然施尼兹勒从来没有停止和另外的女人陈仓暗渡，其中主要是和玛丽·格绿茉重归于好，但是1899年3月玛丽·莱恩哈德死在手术台上时，施尼兹勒还是悲痛欲绝。直到晚年，他都一直记得这个可怜女人的忌日。连他自己都对此感到诧异：“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让我念念不忘？”
维多利亚时代及其以后半个世纪里，布尔乔亚的性生活始终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以施尼兹勒为代表的一代中产阶级，半遮半掩的性爱历程和钢琴声里的慵懒生活，不断让同时代人迷惑和嫉妒。1857年，英国的妇科医师阿克顿写了一本名为《生殖器官的功能与失调》的书来诋毁布尔乔亚。他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认为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统统性冷淡：“大多数女性都用不着为任何种类的性欲烦恼，在男人里面如此普通的事情，女人却极其罕见。”在阿克顿之后，还有一些生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布尔乔亚之所以喜欢嫖妓、追歌女、包养情妇，是为了弥补他们在家里遇到的性冷淡，他们编造很多离奇古怪的故事对布尔乔亚含沙射影，包括狄更斯，在他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对布尔乔亚的床第生活极尽嘲笑之能事。
是的，施尼兹勒所处的时代既是人类挣脱愚昧走向文明的关口，又是铺垫当代思潮的温床。更多的性和更好的性生活，无疑成为布尔乔亚快乐慵懒以至从容高贵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施尼兹勒的医学水平再高，文学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越过历史的局限，他只是千千万万欧美布尔乔亚中的一员，奥地利一个作家，维也纳一个医生——仅此而已。
——摘自《燃烧的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