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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传记】寻梦之旅

在今天的孩子看来,张黑皮的幼年时光简直显得无比暗淡:吃不饱、穿不暖,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天性乐观的他五岁时已经懂得为家里分担生活的重任。坚强、乐观、责任、勇敢,是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高贵品格。

——农民企业家张黑皮的激荡人生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是长江北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这里河道纵横、湖塘密布,虽与著名的赤壁、禹城为邻,历史上却既无名胜,又无名气。即使日新月异的今天,陶店依旧寂寂无名,在黄州区下辖的9个行政区划中,陶店是唯一一个乡级建制。这充分表明了陶店在黄州的地位:乡与镇虽然都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级别平等,但“镇”的居民构成以市民为主,产业结构侧重工商业;而“乡”的居民却以农民为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说,无论陶店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它都是黄州最后一片“农业社会”。

1955年3月14日,那是一个多情的春天的黄昏,张黑皮出生在这片“农业社会”的边缘地带——陶店乡东二大队五小队(现黄州区陶店乡陶店村五组)。像那片土地上所有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父亲张正清、母亲刘娇娥都没有显赫的身世和背景,他们结婚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三年,国家尚未彻底摆脱解放战争的创伤,百废待兴的日子,虽然物资匮乏,人们的内心却单纯而快乐,刘娇娥嫁到张家时甚至连件像样的嫁妆也没有,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相亲相爱、生儿育女。

在当地农村,大家都不太重视给孩子起名字。作为家里的长子,尽管被家人寄予了不少厚望,但张黑皮出生后,父母也并未伤动脑筋给他取个像样的名字。此前,家族中有位平辈叫黑皮,父亲看着瘦弱的儿子,挺省事地大手一挥:“伢儿就叫细黑皮吧。”(细:“小”的意思)。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流行一种说法:“男娃烂名好养活,女娃花名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一代农村男孩的名字都与“狗剩、毛蛋”有关,而女孩则围绕“兰花、桂珍”打转。

由于家境落魄,父亲张正清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大儿子身上。在张黑皮出生之前,他已经有一个大姐名叫张玉美。而在1958年到1967年间,母亲刘娇娥又陆续给张黑皮添了四个弟弟妹妹:大弟张仁松生于1958年,妹妹张细美生于1960年,二弟张仁华生于1964年,三弟张细华生于1967年。在六个孩子中,就这个长子的名字起得最为随意,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甚至连正式的姓都没有,就这么“细黑皮伢”地叫着。

事实上,张黑皮却与父亲的感情最好。虽然长得瘦瘦小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小小年纪的“细黑皮伢”却早早显示出与年纪不相符的成熟来。他不一定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却一定是父亲最信任的孩子。

1958年3月,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国家工程”中,“大跃进”成为主题,以钢铁企业为龙头的各种工业纷纷上马,城市缺人、企业缺人、商业缺人,处处缺人,于是“招工热”和“进城热”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在生产大队担任大队技术股长的张正清,意外的被大冶地质队招去当钳工,成为令人羡慕的工人。

父亲进城的同时,火红的“大跃进”开始了,过惯苦日子的陶店农民突然一夜之间进入梦寐以求的“中国式共产主义”—— 大家不论贫富,男女老少一起进入“人民公社”,成为光荣的“公社社员”。 由于“大跃进”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公”字,全国两万六千多个“共产主义公社”所属的一亿两千万户农民,一起实行共吃共喝的“大锅饭”。

从今天的高度回望,“大锅饭”实在是一场令人不解的疯狂行为,一个国家在尚未解决百姓温饱、尚未向全民普及初级文化知识的前提下,竟然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轰轰烈烈的奏响“共产主义”序曲,这种决策着实令人费解。另一个原因是,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期,钢铁产量被共和国决策层看作国家强大的标志,并且提出了钢铁领域“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全国各地不遗余力的展开声势浩大的“大炼钢铁运动”。

事实上,“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虽然狂热暴躁,却秩序井然,全国上下已被伟大领袖亲笔描画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深深吸引,人人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客观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工业、重工业基础贫弱的国家来说,全国仅有的十几座炼钢厂,根本无法实现“1958年钢铁产量1070万吨”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这时候更加疯狂的“左倾”思想支配了一切,各地都把钢铁产量放在生产首位,号称“钢元帅升帐”,既然国有钢厂高炉数量少,那就大量开建土高炉”进行弥补。

所谓土高炉”,其实就是搭建在田间地头的小土炉,这种既没有技术含量,更无指标要求的土炼炉,最大的缺陷是无法达到炼钢需要的高温,别说钢铁,连低熔点的铜锡也无法提炼。但为了完成1070万吨这项“国家任务”,土高炉迅速在全国开花,小小的陶店乡东二大队五小队也修建了土高炉。问题是哪里有铁矿?别说张黑皮所在的陶店乡,就是将整个黄冈地区掘地三尺也找不到一斤铁矿储藏。于是,公社干部走家串巷动员各户人家献出多余的铁器,比如备用的锄头、铁锨、割草的镰刀等等,到后来,干脆搜走所有钢铁制品,门上的钌铞,炒菜的铲子,到最后家家户户的铁锅也被拔走进了土高炉”。看着黑洞洞的灶洞,年仅三岁的细黑皮用稚嫩的声音问妈妈:“没有锅怎么烧饭?”妈妈用那个年代典型的话语,坚定的回答:“人民公社会管我们的。”

人民公社确实经管了,而且管得很彻底——各户不许自己开伙,将口粮全部上缴,以生产队为单位兴建大食堂,人人来吃“大锅饭”,美其名曰“共产主义前夜”。“大锅饭”刚开始确实非常红火,顿顿鸡鸭鱼肉,白米饭随便吃,只要肚皮够大,吃几碗都不限量,那段时间简直是张黑皮记事以来最幸福的时光,一日三餐吃的嘴角流油,而且不用刷碗洗筷,抹抹嘴巴拍屁股走人。可好景不长,不到半年,大食堂一个接一个的垮了,更要命的是,短短五个多月,全村百姓竟然提前吃光了一年的粮食,甚至没有预留出来年的粮种!

现世的报应来的如此之快,人们刚刚被大锅饭催肥的肚皮立即要用来抵抗接踵而至的饥荒。谷糠吃光吃芋头、芋头吃光掘河藕、河藕吃光挖野菜,三四岁年纪的细黑皮也提着篮子踉踉跄跄跟在爷爷奶奶身后去挖野菜。那时,如果母亲能拿地皮菜做一顿香喷喷的“地皮菜煮米糠糊糊”,对全家人来说已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也许是对童年的苦难生活记忆深刻,张黑皮一直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在个人吃穿上甚少讲究。

父亲长年在外务工,刚生完弟弟张仁松和妹妹张细美的母亲身体又不好,根本无暇照顾自己。细黑皮伢与小姐姐一起乖巧地跟在奶奶屁股后面打发单调枯燥的童年,所以他懂事很早。有时在外面与别的孩子嘻闹玩耍,受了欺负他从来不向父母告状,甚至不吵不闹,并不是他拒绝来自父母的疼爱,而是明白艰苦的日子已经让父母倍感沉重,小孩子的哭泣除了让父母心烦意乱,不能带来任何生活的乐趣。

五岁那年夏天,黄州一带大雨不断,巴河、长河河水暴涨,当时的水利工程一片空白,依靠自然河道泄洪,致使河水无法快速泻入长江,黄泥潭和小叉湖很快决堤,虽然没有酿成水灾,但村子内外一片汪洋。孩子们喜欢水,细黑皮也不例外,整天跟同伴在塘边捕鱼捉虾抓泥鳅,有一天他的运气出奇好,一条又粗又肥的黄鳝“主动”钻进他的小竹篓,张黑皮非常兴奋,暗想着晚上可以吃一顿好的了,也可以给妈妈补充点营养。就在他准备将黄鳝拿回家的时候,被孩子们奉为首领的“孩子头”一把抢过竹篓扬长而去,细黑皮没有像其他孩子那般哇哇大哭,也没有争抢,他明白自己根本不是“孩子头”的对手,抢都抢不回,哭有什么用?那天黄昏,村子里家家户户冒起炊烟,所有孩子纷纷跑散,苍茫的暮色中,只剩瘦小的细黑皮在水塘边、稻田里抓黄鳝。

对细黑皮伢来说,那个童年的傍晚抓没抓到黄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抓黄鳝”的行为本身,对他日后形成坚毅、独立的人格非常有益——被人夺走也好,命里注定也罢,既然一件东西已经离你而去,那就不要再纠缠不休,还不如把精力投入一场新的开始。

……

(待后续连载)